道德尊经想尔戒
道教主要戒律有想尔九戒；五戒；十戒；碧玉真宫大戒规；孚佑帝君十戒；智慧上品大戒；智慧闭塞六情上品戒；智慧度生上品大戒；三洞众戒文；三坛大戒及崇百药、说百病等等。这些戒律的内容大同小异，只不过产生的时代不同，一些高道大德对戒律的观点不同而已，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 想尔九戒：即“老君想尔戒”，又称“道德尊经想尔戒”。戒文源出于《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分上中下三品，共九条。上品戒文是：行无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动。中品戒文是：行无名；行清静；行诸善。下品戒文是：行无欲；行知止师认为，能持上品戒者，可望位登仙班；能持中品戒者，可以延年益寿；能持下品戒者，可以避免夭伤。想尔九戒成为正一派的主要戒律之一。老子想尔注
《老子想尔注》是老子《道德经》的注释本，道教早期教派五斗米道的经典。关于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张陵著，如唐玄宗御制的《道德真经疏外传》、五代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以及中唐僧人法琳《辨正论》等，都认为张陵曾注《道德经》，是《想尔注》的作者，所世道书多沿此说。另一说认为该书作者是张陵之孙张鲁。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认为《想尔注》作者可能是张鲁，也可能是汉末荆州牧刘表，不能确定。而明代《正统道藏》中《传授经戒仪注诀》明确认为，《想尔注》是张鲁托名想尔而作的。元代列大彬《茅山志》卷九《道山册》引用陶弘景《登真隐诀》，说明的有关张鲁所注的五千文本的具体情况，正好与今敦煌《想尔注》残卷情形完全相合，由此可证，《想尔注》确是张鲁所著。
张鲁字公祺，生年不详。其祖父张陵，顺帝时居蜀，在山中修道时学鹤叫，造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的就要出米五斗。张陵传道给子张衡，张衡又传道给子张鲁，张鲁自号师君。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鲁的母亲长得漂亮，常与刘焉家来往，张鲁通过其母与益州牧刘焉家的关系，得到重用。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后来刘焉去世，其子刘璋即位，因鲁不顺从其意，杀死张鲁母亲、弟弟诸人。于是张鲁在汉中割据，用五斗米道教化百姓，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和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直到师君的等级教阶制。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形势下，张鲁治下的汉中相对稳定，且张鲁宽惠待民，故四方百姓纷纷拥入汉中。张鲁统治汉中前后近三十年，东汉朝廷无力征讨他，就任他为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太守。建守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率十万大军西征张鲁。张鲁投降后，被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第二年，张鲁去世，谥原侯，葬在邺城（今河北临漳）东。
《老子想尔注》早已散失，《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都未记载，《道藏》中也没收进去。清末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古本典籍中，有《老子道经想尔注》残本，全本共五百八十行。注与经文连写，字体不分大小，章次不分，过章不另起一行。据考证，它是六朝钞本。此残卷在一九零五年失窃，现收藏在大不列颠博物馆，编号为斯氏（斯坦因）六八二五。该残卷始自《老子》第三章“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终至第三十章“无欲以静，天地自止（正）”，大致反映了《想尔注》的基本思想内容，是研究早期道教思想的珍贵资料。今人饶宗颐据《河上公注本》，分章排列。
《想尔注》在写法上有两大突出之处。一是用删、增、改字的方法，对《老子》原文进行一些有意修改，以树立自己的意思。如《老子》第十六章原文是“公乃王，王乃大”，而在《想尔注》中，将“王”改为“生”，认为“能行道公正，故常生”。改变文字以便说明其长生之，。这类例子在《想尔注》中甚多。另一写法，就是通过注释，将哲学著作《道德经》改造成真正的道教经典。将《道德经》中作为哲学范畴的“道”人格化，神格化、解释为第一人称的“吾”、“我”，使抽象的“道”具体为有欲有言，有喜怒哀乐，对人有教导、遣使、诫禁、主人生死，赏善惩恶，镇邪制顽的人格神。《想尔注》将“道”等同于“一”，认为：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化，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今布道诫教人，守诫不违，即为守一矣；不行其诫，即为夫一也。”这样，道或一，既是宇宙本源，又是太上老君，哲学家老子就成为五斗米道所信奉的神。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守道诫。《想尔注》
认为“道”是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谨守道诫，就可以延年增寿，除灾得福。所谓“守道诫”，就是遵守“道”所规定的戒律。“道”是绝对的“一”，道气无气不在，那种以为守身中五脏即是“守一”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也不赞同《老子河上公注》中以为“专守精气”就是“守一”的看法，《想尔注》认为真正的“守一”就是“守道诫”。道诫的内容大体指道贵中和、真诚，道乐清静等。“道诫”是贯穿注文的重要的线索，“诫为渊，道犹水，人犹鱼。鱼失渊去水则死，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
二是关于长生之法。《想尔注》认为善保精气就可以实现仙寿。主张和五脏五行之气，“和则相生，战则相克”；阐述房中术要领：“精结为神，欲令神不死，当结精自守”，认为得此要领，也可长生不死。为了自守，就要求做到无思欲、无为无名、不贪荣求宠、不争强好胜、不为恶事等。“奉道诫，积着成功，积精成神，成神仙寿，以此为身宝矣”，这就是《想尔注》成仙之纲领。三是关于帝王行道问题。《想尔注》认为行道，不只是道士的事，帝王也应行之，“道之为化，自高而降，指谓王者，故贵一人，制无二君，是以君王常当行道，然后乃及吏民，非独道士可行，王者弃捐也。”而且上圣君王都是师道行道，用以教化天下，故能实现太平之治，后世帝王渐渐失道，“虽有良臣，常难致治。一旦帝王失道过度，天命难违心将降祸以戒。相反，若帝王行道就可以至诚感天，于是“五星顺轨，客逆不曜，疾疫之气，都悉止矣”。所以，“治国之君务修道德，忠臣辅佑在行道，道普德溢，太平至矣。吏民怀慕，则易治矣。”君臣行道，太平之世可以实现，民众安顺。这里的“道”，指生道，也就是清静寡欲，乐善好生之道；而战争是杀生的，故“兵不合道”，帝王应守生道，少起战事。这些帝王行道思想正是五斗道政权的施政纲领。张鲁在汉中政教合一，以宗教家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推行这些施政纲领，遵行诚信、廉明、乐善重生、归朴等教义，在当时动荡不守、军阀草菅人命的社会形势下，这些教义、行为有着积极的意义，故“民、夷信向之”。
《想尔注》的思想内容虽然与《道德经》不尽相同、甚至有所违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民众的良好政治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也是研究道家哲学如何转变为道教神学的重要的材料。
《想尔注》与其他道经，在北周武帝时均受禁。以后，《想尔注》长期失传被埋没，这大概与它夹杂房中术有关，也与它“注语颇浅鄙，复多异解，辄与老子本旨乖韦”有关。
《想尔注》做为道家历史上的重要的文化符号显示了道家的思想主旨是倾向于对学派重要人物思想的探讨性的阐释。和中国哲学和社会史中的论古之习气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哲学以古为大的内存和追求。是中国哲学从秦到现在缺乏创新的重要的体现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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